融资危机凸显央企钢贸利益链 中远担责仓库监管

钢贸贷款危机犹如一副推倒的多米诺骨牌，震动着整个金融体系。资金链断裂、加大杠杆、重复质押……因钢贸商而起的融资危机，受伤的不仅仅是银行，其殃及范围之广，连处于同一链条上的钢贸央企也难以幸免。分析人士指出，钢贸贷款风险仍未见底，2014年将是钢贸风险最终大面积爆发的一年

从“本以为能赚上一笔”的“香饽饽”，沦落为“只想拿回自己投资”的“烫手山芋”，前后不过4个多月时间，但却让上海祝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祝源”）负责人杨齐（应当事人要求，化名）感受到了他“创业初期那些年大起大落”的“痛苦”感觉。

“没办法，如果不想成为自己的精神负担和企业的资金负担，只能走法律程序了。”6月11日晚，一边泯着茶，杨齐一边无奈地苦笑，“虽然知道对方是央企旗下子公司，官司的最终执行效果还不得而知，但总比空等希望，或什么都不做更好。”

说这段话之前，杨齐刚刚接到一句口讯：被起诉方希望祝源“低调一些”，甚至“没必要走法律程序”。但他决心已下，期望能在8月底之前开打官司，并尽快解决纠纷。“这不是为自己谋利的问题。因为自己的企业也欠着银行贷款，更不可能原地踏步，不向前发展。”他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

杨齐的苦恼来自2013年10月和12月的一次债权转让行动。

《国际金融报》记者辗转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杨齐所在的公司上海祝源分两次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下称“华融资产上海”）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以总计约4680万元的代价，拿下了华融资产上海的债权包。

目前，中国有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被业界俗称为“坏账处理公司”。其中，华融资产主要是处理国有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得知，杨齐拿下的债权包就是国有大银行遗留下来的坏账，具体主要涉及的是钢贸领域的坏账。

按杨齐的说法，在对这个资产包的处理过程中，祝源可以与欠债的钢贸商打交道，也可以向第三方担保公司讨债，但更主要的是和当时担任仓库监管方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下称“中远集团”）旗下两家孙子公司（下称“中远方”）——上海中远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下称“中远物流配送公司”）和中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下称“供应链上海公司”）打交道。

“就我们来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中远方只愿意赔付1.5亿元资产包的5%，即750万元给我们。”杨齐说，这让我觉得不可接受。

对于杨齐的诉求和说法，《国际金融报》记者辗转联系到了中远物流配送公司的负责人李虎。但他因“人在医院”，最终还是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且不肯透露有关的细节。

与此同时，记者在调查中却意外了解到，当年钢贸商找中远物流配送公司和供应链上海公司作仓库监管方，不止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就连这两家公司也能从中获得“1.5个点”（贷款额的1.5%，据业内人士称，后降到了1.2%）的监管费收益，甚至可能还存在反复质押、监管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

“钢贸领域反复质押、联手少数央企骗取贷款等现象，在钢贸发展最疯狂的时候，太普遍了。”多位钢铁业内人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不过，经历了这两年的低潮期和银行的打压后，基本上都收敛了。”

“接了烫手山芋”

2009年，杨齐曾是一名钢贸商，自称“见到钢贸商最好的和最疯狂的年代”，也看到了“这两年的迅速没落”。但他庆幸的是，在“最疯狂的时间段”，他选择了退出，转而做了其他生意。

然而，2013年8月，经人介绍，他重新参与到了钢贸领域，方式是从华融资产上海公司购买了国有大银行遗留下来的坏账资产包。

这种方式在钢贸和金融领域并不鲜见。上海双盛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明海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解释，这种坏账资产包对银行来说，是个省时省力的办法，“打比方说，企业欠银行5亿元，银行以4亿元的价格把债权卖给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又从中赚取几千万元。总体来看，是一笔各取所需的交易”。

叶明海还解释，第三方公司往往有能力对欠款企业进行摸底，在了解到他们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之后再接下次级债。相比于银行，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催促欠款方还钱。对于银行来说，这种转让债权的方式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但也不失为一种壮士断腕的做法，“好过在一棵树上吊死”。

“2013年10月29日和12月25日，公司两次购买了华融的坏账资产包。”5月底的一次会面中，杨齐对《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了具体情况，资产包的总价是1.5亿元，上海祝源花费了4680万元左右购买了这个资产包。

对于他的说法，《国际金融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内部的《标的债权清单》复印件显示，里面共涉及到19家与钢贸有关的企业，债券总额相加，约有1.5亿元对银行的总欠债。这符合杨齐上述透露的数据。

但潜在的疑问是，既然知道当年钢贸商欠了很多债，并遗留下来了风险，且不少钢贸商早就不像以前有这么多现金流了，那么，为何还要选择购买坏账资产包？

“大致基于两点。”杨齐解释，“一方面，华融资产上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外出售坏账资产包，吸引接盘者。之前，据我所了解，基本上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和风险。另一方面，公司进行过一项对比，去年某个时间段，中远上海这边还因监管责任，赔付了3000多万元给另一家央企中国铁路物资上海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铁物上海’）。”

针对上述说法，记者辗转获得了一份《民事判决书》的复印本，判定中远供应链管理公司交付中国铁物上海钢材（按原监管的数量），并参考网站的钢材参考价向中国铁物上海赔付损失。

事实上，中远供应链公司也曾被其他央企要求赔付。2013年6月，A股上市公司中材国际就发布公告称，中国中材东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东方贸易”）曾与中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仓储保管合同》，约定将钢材货物仓储在中远供应链的仓库中，由中远供应链进行仓储保管。

“但中远供应链未能依约交付东方贸易开具的8份仓单项下总计5.73万吨、价值2.15亿元的钢材货物，给东方贸易造成了巨大损失，中远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中材国际当时发布的公告显示。

“至少基于上述两点因素，让当时的我都认为，要债并不困难。”杨齐进一步说，“我最开始的诉求是1.5亿元的资产包，讨要回来8000万元。后来，不断和中远上海这边沟通，降到了5500万元。然而，到目前为止，中远一方只肯赔付750万元左右。”

“没想到，我最终接手的是个‘烫手山芋’。不得已，我只能将他们起诉到宝山区的法院。希望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我的利益诉求。”杨齐称，“因为，我自己的企业也需要资金流来盘活。”

6月10日，《国际金融报》记者与李虎取得了联系，但他本人未回复记者的采访要求。但一位与李虎打过交道的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李虎属于“新来者”，并没有参与当年中远配送公司和供应链公司那波贷款潮，且在他治下，中远上海这边或没有再做与钢贸有关的贷款业务。

中远担责仓库监管

那么，除了19家钢贸商，杨齐为什么要向中远方讨要利益？中远物流配送公司和中远供应链上海公司到底在钢贸商贷款业务中承担什么责任呢？

对此，杨齐给出的说法是：1.5亿元的资产包中，包括仍有效力的质押权、企业担保权等。“也就是说，从法律角度看，我可以向多个相关方讨要资产。既可以向欠债的钢贸企业收回资金，也可以向监管方索要自己的利益。”杨齐说。

针对后一个问题，一位了解钢贸商贷款操作手法的知情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称，当时很多中小钢贸商获得贷款，大致分为三种途径：一是房产质押；二是资质良好的担保公司担保，可以是钢铁圈“大佬”的担保公司，也可以是“中”字头企业的担保公司；三是货物抵押贷款。

“货押贷款，银行首先要做的就是查验你的货存不存在。出于最基本的风险考虑，银行往往不认可钢贸商们放在民营仓库的钢材。因此，借款人需要贷款，往往要借‘中’字头企业的牌子。比如，中远物流配送公司。进而，银行才会认可你的资质，并要求你附上‘中’字头企业的仓库监管协议。”上述知情人士说，“也就是说，这家‘中’字头企业就要担负相应的监管责任。”

一位与钢贸圈大佬直接打过交道的原深发展贷款部经理也曾对《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银行要贷款给借款人，要有进货的单据乃至发票、购销合同证明、质保证明和仓库监管协议。其中，当时较为“吃香”的一种类型就是由央企的仓库监管，即确认这批货物在央企的仓库里，就可获得相应贷款。

“像中远这样拥有大量仓库的企业，当时很乐意做这个事情。”知情人士说，“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取不菲的监管费用。一开始，是1.5个点的费率，后来降到了1.2个点。”

杨齐介绍，比如，一家钢贸企业有2000万元的货物，银行满打满算，最大极限可贷出1000万元的款。这其中，仓库方要收取15万元的监管费。

因此，在杨齐看来，中远物流配送公司和供应链上海公司“不可能没资金赔”，虽然他辗转得到的信息是“有关企业的账面资金已为零”。

截至发稿，杨齐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确认，虽然“并不愿意”，但仍将采取法律行动，对19家钢贸商中的两家企业及中远的有关企业发起诉讼。

央企利益链隐现

抛开杨齐的纠纷，《国际金融报》记者在调查中还意外得知，从2009年开始钢贸商那波疯狂的贷款潮中，部分仓库方曾反复质押钢材产品，为他人获得贷款的同时，也在为自己谋利。

“虚报数量，都是小问题。关键是钢材的反复质押。”知情人士说，比如，1万吨的货，最后却能贷出以10万吨为基数的贷款出来，杠杆陡然放大的同时，却让自己的企业获得了更多利益。换个角度说，即钢贸商获得了1000万元的贷款，以1.5个点计算，付给仓库方的监管费就是15万元，质押5遍，那就是75万元。

上海祝源曾经的一个诉求是，不还钱，还货物也行。但他们调查发现，由中远方监管的19家公司的质押货物合计应不少于95000吨，但实际存放这些质押物的10个仓库里只有约32700吨左右的货物，且这些货物曾被多家法院，包括四川、贵州的一些法院进行过查封。2013年11月和2014年1月，上海祝源向上海中远寄送了两批提货通知书，敦促上海中远归还95000吨质押货物，但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回复。

“在这个圈子，‘一女多嫁’是比较普遍的事情。”叶明海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他所说的“一女多嫁”，指的就是少量货物质押给多家银行套现的“重复质押”现象。

“如果钢贸商在指定期限内，卖钢材取得的收入不能覆盖银行的贷款额及利息，银行就要取走质押物以充抵欠款。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质押物的来路根本说不清楚。”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证实，“它们或者根本就不是钢贸商自己的资产，或者被用来向不同的银行累计质押，套取现金。”

该人士还告诉记者，这个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往往洞悉其中的猫腻，但他们“没有责任告诉银行”。更有甚者，他们会和钢贸商串通，骗取银行贷款以从中获利。

“我所了解的中远上海这边的情况是，2011年，他们在上海拥有40多个仓库，通过给钢贸商审核、盖仓库监管协议的章，总共监管了约100亿元左右的贷款，即每年有1亿多元的监管收入。”上述知情人士举例称，“甚至圈内还有个算半公开的秘密，就是监管单位的负责人为企业谋取1.5个点利益的同时，自己还能抽2个点的回扣。”

知情人士还透露，“从检察院那边的朋友得到的消息是，某‘中’字头物流企业原先的负责人傅某和沈某，已被采取司法行动。其中，傅某可能收取了6000万元回扣。那么，以2个点的回扣计算，也就是说，通过这家公司的仓库，大大小小的钢贸商获得了30亿元的贷款。”

对于这则爆料，记者近日向多方求证，但却未得到实质性信息。同时，从上海司法部门的官方资料看，也没有公开透露过类似的信息。可查阅的信息是，傅某曾获得“2004年度全国交通系统青年岗位能手”。

值得注意的是，在钢贸领域，不止是上述提到的中远方、中材国际，部分国企也一度帮钢贸商做托盘业务，后来，也被迫卷入 “坏账黑洞”之中。

所谓托盘业务，是指国企先帮贸易商支付货款，货材放在第三方仓库；一段时间后，贸易商通过加付一定的佣金费用或者利息费用偿还资金后，拿回货权。对于这种行为，有媒体报道称，“后来由于虚假仓单、重复质押等问题，演变为‘一货多嫁’甚至‘空仓计’，国企货财两失，资不抵债。”

钢贸风险未释放完

在采访中，记者与多位企业人士和钢贸人士沟通上述纠纷案，他们在发出“正常”感慨的同时，也认为“钢贸圈的风险还没有完全释放完”。

“债务问题想短期全部解决的可能性并不大。”有业内人士说。

今年4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在金融审判情况通报会上称，去年上海涉钢贸案件的收案数量同比增长5.5倍，今年该领域的金融风险还将进一步释放。

上海高院副院长盛勇强对媒体介绍，作为全国钢贸商最集中的区域，去年上海共受理涉钢贸的金融商事纠纷案件约3700件，涉案金额230亿元。其中，浦东法院去年涉钢贸的金融案件约为2500件。今年第一季度该类案件已达1000多件，“可见，风险已进入集中释放期”。

分析师王永乐称，钢铁产业链资金风险仍在集中释放期，“进入2014年，钢贸公司因贷款被银行诉讼案已不仅集中在华东地区，华南地区案件增加也较为明显”。其次，他还发现，“钢贸信贷危机已经烧到上游，钢铁企业资金链断裂倒闭后，或因资不抵债造成部分钢贸预付款项难以追回，这将进一步恶化钢铁产业资金风险。”

但《国际金融报》记者在调查和采访中发现，不少人也看好钢贸商群体的“回暖”。

“未来，经过市场洗礼后，剩下的部分钢贸商还是有发展机会的。”西本新干线高级分析师邱跃成此前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一方面，市场其实离不开钢贸商这个群体，比如，在流通环节中，钢厂不可能给所有的下游客户进行垫资，但钢贸商却能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关系，打通有关的环节；另一方面，经过银行的大规模“洗盘”，能留下的大部分钢贸商都不会再去试探性地使用“联保联贷”的做法，也相对会有更好的现金流，这有助于他们未来的发展；再者，由于现在市场的低迷，钢贸商不会再对赌市场的涨跌，钢厂也亟需将钢材产品销售出去，为此，他们现在对钢贸商的态度“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比如，即使市场下跌，也会对钢贸商进行差价上的补贴。

分析师张晔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目前钢贸危机已经处于“尾声”。无货质押、重复质押等行为是一批钢贸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使用的手段，而当牛熊市转换过后，再追求快速发财就没那么必要，也没什么可能性了。所以，如今“剩下”的钢贸商，大多都是求稳、求踏实。

一位周姓宁德籍钢贸商稍早前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相比2012年最低迷的时刻，市场钢贸商的积极性略有回暖。另外，就我周边的朋友看，虽然大家认同行业低迷的看法，但总体上，还是对今年的市场有一定的信心。”